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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巴特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期:2020/7/9 17:44:58 来源: 文艺报 作者: 何 磊 点击数: [ 字体: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导读:
主体理论是巴特勒早期性别理论至近期暴力批判的理论基础。从《欲望主体》到《权力的精神世界》,巴特勒在尼采-福柯的系谱学理论脉络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主体反抗论。2001年后开启了巴特勒的“伦理转向”,亦使其主体...

  主体理论是巴特勒早期性别理论至近期暴力批判的理论基础。从《欲望主体》到《权力的精神世界》,巴特勒在尼采-福柯的系谱学理论脉络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主体反抗论。2001年后开启了巴特勒的“伦理转向”,亦使其主体理论得到深化与丰富。回顾、反思巴特勒的主体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的得失,推进新时代“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繁荣,从思想层面入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估主体:暴力召唤催生的伦理转向

  时间进入21世纪,西方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暴力窘境。霸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助长暴力、制造暴力、输出暴力,借此扩张自身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甚或掌控。此情此景之下,霸权假借各种名义(国民利益、盟友安全、普世价值等等)肆意霸凌,在人类世界制造出难以胜数的矛盾与苦难。在巴特勒看来,暴力造成的各类逝者与失去必须得到人类的重视。面对暴力,我们对人类主体的反思必须从哀悼逝者入手。换言之,正如《脆弱不安的生命》一书的副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讨论人类主体,就必须开始正视“哀悼的力量”。

  除了带来眼泪与心碎,哀悼还能有什么力量?哀悼的力量在于承认失去、直面失去,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失去,用巴特勒的话说就是,哀悼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处境: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褫夺”(dispossession)状态。 所谓褫夺,指的是多重意义上的“失去”:在物质意义上,褫夺意味着缺乏甚至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符号意义上,褫夺不仅意味着主体身份的丧失,更意味着主体对自我奥秘(比如,自我的塑形条件、自我话语的来源等等)的无知。如果说早期巴特勒强调的是前一种褫夺,那么近期伦理转向后巴特勒所谓的褫夺更侧重于后一种意义,这种无知并不是价值判断意义上的贬义词,而是一无所知且无从知晓的主体状态。在《说明自身》中,巴特勒将其称作“自我说明的挫败”——从诞生伊始,“我”自始至终都处在遍布“他者”的社会性、关系性环境之中。他者先于自我存在,自我归根结底是由他者塑造的,但自我却无法说清,甚至根本无从了解他者如何塑造、如何影响自我。因此,哀悼的意义就在于帮助自我认清自身的褫夺状态,理解自知无知的根本处境,接受他者的塑造与冲击,谋求更包容、更多元、更开放、更和平以及更可持续的社会关联。至此,黑格尔式主体的“自主自足”早已荡然无存,“完满同一”的主体进入了新的迷失之中。

  但这绝非负面意义上的迷失,而是闭目塞听式忧郁主体、霸权主体的终结,也是外向扩张型、全知主宰型西方人类主体的终结。在伊曼纽埃尔·列维纳斯与阿伦特等人的影响下,巴特勒扬弃了黑格尔“主奴辩证”的主体观,采纳了“他者优先”的思维。所谓的他者优先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前文已经指出,他者对自我的塑造是先在、神秘、无从规避、无法理解的前提条件;其二,伦理的任务就在于回应他者召唤,即便这种召唤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伦理责任的根基就在于自我受到他者召唤这一事实。据此,巴特勒指出,伦理的任务就在于持续不断的面对他者、倾听他者、回应他者。有意思的是,以他者为优先的伦理观并不是在照顾他者、迁就他者、纵容他者,因为这种想法看似体恤他者,实则是在矜夸地展现自己无所不能的自足自主。但这种自主自足毋宁说是虚妄的自大自满,因为它误解了伦理责任的真谛:伦理责任不在于展现自己的自足自主,而在于坦诚自己身处世间的不由自主。

  伦理责任并不意味着扭曲人性、刻板教条地恪守铁律准则,相反,它意味着体认、理解、直面、尊重所有人类生命共同具有的存在论根基:脆弱与无知。相形之下,伦理自虐意味着罔顾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知,否认人类主体的脆弱性、社会性与关联性,掩饰自身可能犯错的暴力倾向,转而将其导向更大的灾难。显然,对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倡议与“美国优先”,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志趣的根本差异,也不难预见两者在现实行动层面的截然不同。

  人类的脆弱指的是物质层面与符号层面的双重脆弱:物质层面,人类的生命依赖生存资料的支撑;符号层面,人类的社会存在仰赖各类先于个体的符号规范。归根结底,人类的脆弱意味着身不由己的暴露与依存,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社会性与关联性。人类的无知则相对复杂一些,它指的是主体对自身符号存在根基的无法厘清与无力掌控。社会性的符号、话语、规范是我在符号意义上的存在前提,但我根本无法一一细数这些符号前提,更遑论主宰掌控它们,使之成为自我的禁脔。用巴特勒的说法表述就是,当我试图讲述、说明自我的故事时,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我讲故事的语法规范与叙事原则全都不属于我自己。正因如此,巴特勒才借福柯与阿多诺之口指出,自足自主的主体绝非伦理基础,主体恰恰是伦理需要质疑的问题。换言之,唯有承认人类共有的脆弱无知,将其确立为伦理责任的起点继而加以正视,我们才有可能奢谈人类主体。脆弱无知看似无望,其实恰恰是伦理的希望与意义所在:正因为现实困境与霸权暴力的确存在,正因为人类纷争尚未终结,探讨伦理、承担责任才能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人类才有进步与开放的空间。换言之,正因为人类的脆弱,我们才有责任守护人类脆弱不安的命运共同体;正因为人类的无知,我们才有必要批判霸权、打破忧郁,迈向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主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似为国民负责的霸权伦理观其实预设了全知全能的主体垄断了正义与受害的话语,假借普世价值之名施行不义与加害的事实。暴力会催生极为激烈的情感反应(比如恐惧、愤怒、反感、仇视等等),但非暴力伦理的关键不在于消除或忽视这些激烈的情感,仿佛塞涅卡(Seneca)式的平和淡定真的能够催生和平安宁的世界环境。非暴力伦理的关键在于承认人类的困境,将脆弱与无知确立为伦理的前提与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启人类社会和平共处的多样可能。

  关于伦理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与《战争的框架》当中提出了“文化翻译”的主张。在她看来,伦理责任源于回应他者召唤的要求。在当前全球化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的时代,回应他者召唤就意味着,除了在物质基础领域继续保障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之外,当前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维护人类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不是居高临下的霸凌发言,而是平等互动的对话、交流、倾听、沟通。文化翻译的重要性在此得到突显,因为所谓的文化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相互翻译,文化翻译更是主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等等)文化、惯习、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遭遇、碰撞与相互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已然形成命运共同体。承认他者、正视他者、理解他者既是文化翻译的要求,又是伦理责任的根本。巴特勒指出,唯有进行全方位的文化翻译,人类“才能够奢谈‘我们’”。 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推进文化翻译、打破褊狭自我之后的收获,也是人类社会和平繁荣的根本保障。

  直面他者存在、聆听他人声音,不仅是伦理的前提,也是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更是人类主体绽出之旅中必不可少的迷失。唯有正视这种必要的迷失,人类才能真正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于这个世界,成为具有人性的人类。

  未竟主体:巴特勒主体理论得失反思

  回顾巴特勒的主体理论,身处中国的我们有必要从本国视角出发,对其特色及得失进行简要的梳理与澄清,以期汲其精华、避免盲从。究其理论研究方式与理论风格而言,巴特勒最大的特色就是“六经注我”的拼贴式研究风格。不难看出,巴特勒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她提出了某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本身,而在她对他人理论(从黑格尔到阿伦特,从尼采到德勒兹,不一而足)创造性的杂糅与综合。不唯如此,从身体问题到反对暴力,巴特勒的理论自始至终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是巴特勒理论最具现实意义之处,也是她之所以能在欧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由中国视角观之,巴特勒式研究方法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与时俱进的现实问题导向,以及坚持不懈的西方霸权批判。巴特勒主体理论对性别与身体理论的介入,向来是中西学界最为熟稔、最为关心的问题。巴特勒近来提出的伦理基础极具启发,其重要意义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巴特勒从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内部出发,对西方霸权的思维方式与现实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团结西方左翼,借此充实自身对资本主义霸权的批判,进一步充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构与行动实践;其二,巴特勒批判霸权时所用的具体概念及其具体论述,系当代西方文论界最前沿、最热点的话题(比如,关于忧郁与哀悼的相关论述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界关于“情动”问题的探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具有极为实际的批判意义。因此,要想有效实现中国声音、中国观点、中国话语“走出去”,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当然是最为根本、最不可忽略的要素,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了解西方人与西方知识界的关注点,对相关论述加以借鉴,使其为我所用,继而从根本上了解、批判、利用、解构西方霸权主宰下的思维模式、传播模式与话语模式。就此而言,巴特勒及其所属的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唯西方批判理论马首是瞻。相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巴特勒等人理论的深刻局限,在发展自身理论、践行自身理念时坚决去其糟粕,避免不必要的试错。具体而言,巴特勒的主体理论及其在具体领域的推论实践具有以下几个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的错误倾向。首先,是革命理想的犬儒化与碎微化。的确,针对霸权的反抗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固定模式,但如果因此而将反抗霸权简化、弱化为生活方式或曰生活美学的培育,实则是对左翼革命行动与革命理想的忽视甚至亵渎。至少,闭口不谈反抗霸权的物质基础与宏大目标,显然丝毫无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实践,也无助于发达国家人民跳出思维定势、反思霸权思维,反而可能会孳生出俯视第三世界的优越感。第二,是主体理论的片面与不足。尤其在伦理转向前,巴特勒对主体理论的运用过度集中于话语领域,提出了较为片面的反抗实践,即便以哲学本身的逻辑自洽为标准来衡量,这种片面的主体理论实践也是充满悖论的。最后,是批判资本主义时的软弱无力。究其根本,以巴特勒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理论,总是沉溺于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政治的隔靴搔痒,却无法对支撑这些现象的制度根源提出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左翼理论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豢养的知识附庸。

  但是,缺点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回避与无视的理由。总而言之,回顾梳理巴特勒乃至批判理论关于主体的论述,并不是为了思想西化,更不是为了忠实效仿。理解、批判西方理论,根本的旨趣在于文化翻译,在于了解西方世界在思想领域的成就与局限,在于催生东西方思想的相遇、碰撞、理解与沟通,在于推动中国思想与中国话语的发展壮大,更在于从思想层面入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想必也是大多数致力于促进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有识之士都能认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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