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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互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治理作用
日期:2020/8/24 16:03:05 来源: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 邵力 唐魁玉 点击数: [ 字体: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导读:
摘 要:新冠疫情防控的实施与责任,重点在于现实社会的基层和虚拟社区的基层治理。为了更好地抗击疫情,必须不断总结包括微信社群在内的、行之有效的网络基层治理的中国经验。加强和汲取中国的微信互动过程中的抗疫经验...

摘 要: 新冠疫情防控的实施与责任,重点在于现实社会的基层和虚拟社区的基层治理。为了更好地抗击疫情,必须不断总结包括微信社群在内的、行之有效的网络基层治理的中国经验。加强和汲取中国的微信互动过程中的抗疫经验,关乎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网络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提升,也关乎广大网民在疫情期间的各种网络社会心理建设。经验表明,疫情防控中的微信互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信息引导和网络情感治理作用的发挥上,不仅有助于理顺取得抗疫初步胜利的网络社会心态,而且有助于持续强化取得最终胜利的现实国民信念基础。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推进微信社群的基层治理,具有回归正常健康生活状态和建设网络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微信互动;新冠疫情;疫情防控;社会治理;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时空社会学视角下网络社会的个体化研究”(19BSH08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质量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 18BSH032)

  作者简介:邵力(197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网络社会学和时空社会学研究;唐魁玉(1962—) ,男,吉林辉南人,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社会学会暨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从事网络社会学及生活方式研究。

  在对新冠肺炎的抗疫过程中,社会治理及基层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在于医院、社区、大学实验室、疾控中心、火车站、飞机场、菜市场、宾馆、派出所、保洁公司和快递公司等现实空间的基层单位或组织。与此同时,也涵盖了微信社群、微博社区和在线教学场域等虚拟社会的基层社区或社群。这些网络社会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打不好基础,甚至出现大量网络社会心态方面的戾气、撕裂和漏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1]。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以互联网和智慧医疗技术来抗“疫”。

  经过几个月英勇顽强的抗疫斗争,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已经取得了阻断性的抗疫成就,为处于后疫情危机状态下的国家争取了宝贵的两个月时间。这一成就的取得有很多因素,但发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精神[2],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抗击疫情也需要以现实和网络世界中的行动主体——人民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反映虚拟现实世界的民意民生。本文拟就微信互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的心理疏导、信息引导和网络情感治理作用,进行初步的网络社会学的探讨,为当下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治理、尤其是网络社群基层治理提供经验积累、反思研判和理论支持。

  一、新冠疫情下的微信互动过程分析

  2020年初传播开来的新冠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曾成为所有网民最重要的网络互动内容。为了降低传染风险,网民们宅在家里,通过网络获得信息,通过聊天工具保持与亲密的家人、朋友的联系,建立与陌生人的联络,实现在疫情期间的信息互动。

  这期间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微信互动平台,在1月28日微信版本7.0.10 已经可以在“城市服务”功能中上报疫情的新发现,几天后在“支付”功能中又可以查询“本地疫情”。可以说,在疫情防控的初期,微信平台增加的功能就能让“微个体”很容易获得可以信赖的信息并能实现信息的规范渠道的上报,实现了宅家的个体与社会的空间链接。微信平台还实现了10亿多用户的日常互动的需要。对于亲人和朋友,每个人都在微信中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又建立了新的微信群保证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工作、生活信息能够及时传递。这与微信强大的互动功能和互动的即时性等特征是分不开的。

  新冠疫情下的微信互动与平时的互动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微信互动在疫情防控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在这些问题的答案揭示之前,首先解读新冠疫情以及微信互动的特殊性。

  (一)作为突发事件的新冠疫情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已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突发事件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突发事件虽然分不同级别,但是一般来讲波及面广,危害严重,需要国家各级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和应对,并需要规范地完成一系列的活动流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传播,对于全国人民就是一起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具有两大特点:

  第一,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范围广。从2020年1月18日钟南山院士到武汉了解情况,1月20 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钟南山院士晚间在央视发声“确定目前有人传人的现象”,从这天起,疫情进入全面暴发和抗疫阶段[3]。其实,在钟院士确定情况之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病例和传播情况。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且发病症状类似感冒,容易被患者忽视进而延误病情”[4]。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从发现、治疗、控制、结束将经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疫情从湖北迅速扩散,很快全国各省、地区和直辖市都出现了确诊患者,患者从疑似到确诊还需要几天时间,而且患者流动路线复杂,相关的密切接触者和周围人群都要不同程度的隔离,一个完整的医学隔离期为14天。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从2~24天不等,平均在7天左右,这期间的接触者很大程度都会被感染。某城市的一位确诊患者使得小区的两个单元的居民集中隔离,还有由于一位确诊患者造成几百人被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的情况。综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长,并且波及人群广泛。

  第二,新冠疫情对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毫无疑问,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最有效的控制传播手段就是保持“社交距离”意义上的隔离。从1月23日10时武汉作为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第一个宣布“封城”,切断新冠肺炎的传播,控制疫情的扩散。之后,各省市纷纷提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很多城市采取多种方式控制人口流动和人群聚集。直到3月中旬,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停工状态,学校还在停课。为了避免疫情进一步加重,在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人尽可能减少出行,不聚会,最大程度切断人传人的情况。事实证明,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疫情控制很有成效。据身处武汉疫情中心的雷洪教授会议介绍,当时“宅在家中,主流信息不断,每天微信消息上千,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表”[5]。经过科学、信息、社群、规范等结构化的社会治理,社会心态渐渐好了起来。对于在基层防疫中微信、微博、QQ群等互联网公寓所发挥的社区治理作用,文军教授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6]。

  在全面“宅家”有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宅家”打破了每个人原有的生活规律,日常的出行没有了,日常的社交状态改变了,日常的外卖不营业了,日常的娱乐项目改变了,每天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卧室、客厅和厨房,去阳台都算“旅游”。社区对居民的行动有必要严格的限制,比如:每户两天一人出行且不能超过2小时;居家隔离采取封门办法,一应物资由工作人员送到门口,每天两次上报体温,等等。还有城市采取限制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出行的方法,管控人员流动,尽可能减少人员的密切接触。这些举措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散,但是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二)新冠疫情期间微信互动的特征

  第一,微信云端链接,实现了社会服务扁平化。由于全国各地都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尤其是限制居民出行和聚会的举措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在控制期间,居民的信息来源和与外界的交流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政府、权威机构和网民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力量,满足了不同层次的需要,从而实现了全民抗击疫情的目标。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达8.97亿人,也就是说,微信平台几乎就等于网络平台的人数[7]。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数量保证了人们对信息获得的广泛性。各部门和机构相继在微信平台上链接疫情通报和生活服务的内容。在“城市服务”功能中,增加了“征集疫情防控线索”直接链接国务院办公厅,“防疫健康码”方便安全出行,还可以与医保、社保、民政、医院直接建立联系,可以办理个税、公积金等业务,还增加了生活缴费的一些项目,等等。可见,使用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将社会服务扁平化,直接与居民链接,去掉了中间的环节。

  很多机构将自己的公众号变成了“服务号”,将以往单纯地面向公众的信息发布,变为实现打卡服务、填报数据等功能的服务号。东北某高校的公众号在疫情期间就不断增加其服务功能,从开始只有信息发布和单一部门使用的新闻发布作用的公众号,逐渐变成了学校统筹设立的各部门服务窗在公众号开放,集合了学校的多部门服务的平台。教师和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进入服务窗口,减少了很多现场环节。

  第二,微信互动对象拓展,实现了信息更复杂的交互性传播。本次疫情期间,一方面政府及医疗专家和工作人员建立了科学管控的信息发布,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自媒体的信息发布。最早期李文亮医生发布信息的途径——微信群就是一个明显的信息传播途径,而后武汉中心医院的部分医生群里和朋友圈里也都有医生以个人名义发布的疫情信息[8],还有网民们将自拍的短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让大家看到抗疫期间人们的生活状态及各地抗疫的举措,这些信息在微信平台和各大自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并引起官方的重视,形成复杂的信息流动。

  在抗疫期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微信互动,从前熟人互动的平台,现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网民互联和网民与社会互联的平台,建立了个体与社会的链接。各地的社会工作组织和街道社区也都建立了区域性的微信群,实现疫情期间的居民需求能够“自下而上”地传递出去,从而获得社会更广泛和直接的服务。很多地区第一时间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形成专业志愿者队伍,建立了微信群和云端工作流程,对疫区居家隔离的居民进行心理疏导。在武汉、上海、襄阳、太原和哈尔滨等多地都建立了微信群,城市社区、小区管理也是用微信群进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精准到每一位居民个体。

  在疫情期间,人们实现了现实社会空间的分离,又建立了“微社会”空间的联系,甚至更多时间是在“微社会”[9]空间生活。成功的疫情管控带来现实空间的隔离,又在微信互动过程中建立了“微社会”环境的互动。将原有的以熟人为基础的微信圈,进一步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如果说之前“微信互动是以自我选择为核心的,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展现和微信群的个体互动呈现的独特社会关系联结都是基于自我的选择”[10],那么这次新冠疫情中通过微信互动“微个体”在自我选择的同时也走出自我更深入地建立起与社会的空间联系。

  在微信互动空间不断扩展的时候,其互动的内容也大多是围绕着新冠疫情和这一时期的生活。由现实疫情引发的在微信空间的交流尤为重要,逐渐形成了心理疏导、信息引导和情感治理等三个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二、微信互动在疫情防控中的心理疏导作用

  在疫情面前“个体会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引发情绪、认知、行为、生理上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急性应激反应”[11],而相关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个观点,98.54%的受访者出现过度恐惧、担忧和紧张,认为本次疫情带来了较大的威胁[12]。个体的反映来自心理对疫情防御机制的作用,而且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的应激反应会影响到其他个体或群体。因此,需要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保证个体和群体身心健康,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疫情。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1月26日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其文中将心理干预的目标人群分为四级,有不同的干预目标[13]。

  在本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多元化的心理干预:对患者采取观察和主动干预的策略;对医护人员采取团体心理干预的策略;对疑似患者和患者家属主要采取缓解其紧张情绪,使其配合医护人员介入。最难的是绝大多数居家人员,不良的心理容易蔓延扩散,虽然指导中认为以宣传科学防范为主,但是这个群体的人员情况多样、资源不同、人员多数、层次多元,这“四多”既是心理疏导的难点,也是心理疏导的创新机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联络和疏导工作,大多数地区和工作人员采用了微信互动的方法,主动宣传和引导人们科学看待和防控疫情。

  (一)微信互动的空间隔离型专业心理疏导

  中国政府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防止疫情扩散的办法,就是“停工停产,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对与病患接触或有可能感染者要求“14天医学隔离或居家隔离”。这些有效的隔离手段最核心的目的是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接触,防止疫情扩散。而客观上在疫情防控时期,正值中国传统春节长假,绝大部分人是在居家或走亲访友的阶段,因此国家对居家和外出的管控按照街道进行网格化管理,严格控制人员的接触和流动。这样就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人口的居家生活工作和学习状态,居家以抵抗外面世界的疫情无疑也会给大家带来心理上的“恐慌,不敢出门、盲目消毒、失望、恐惧、易怒、有攻击行为和过于乐观、放弃等”[14]。长期的“居家”使得人的活动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与外界的联络只能通过电子设备,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微信,人们也开始越来越依赖这个渠道来缓解心理的不适。

  在抗疫期间,由专业人员建立的微信心理疏导模式,突破了原有的面对面心理疏导模式,开展空间隔离的微信互动心理疏导。在抗疫期间,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组织自发组织了多个心理疏导志愿团体,他们使用微信群完成社工志愿者的集结和工作管理,与需要帮助的人建立联系,还有的在微信群里做集体的心理疏导。在中国和湖北省社工联合会的倡导下,2020年2月2日公布了《立足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其中明确了建立“三级微信群(泛社群、 聚焦服务群和重点陪助群),为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 居家/集中隔离人员及家属、 疑似患者和严重焦虑者等,开展相应的心理支持、 情绪疏导,促进在线共同抗击疫情”。抗疫期间,有帮助居民进行心理疏导的微信群,还有号召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为本市市民提供心理疏导援助的社工机构,例如湖北省XY市社工机构于2月初正式组建了“社工抗肺炎行动组”微信群,确立了微信群成立的目的、服务具体内容等细节。这个微信群主要是督导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完成社工与工作对象的一对一服务对接。社工利用微信群给予居民专业帮助,缓解了居民的焦虑恐惧等不适的心理反应。虽然有空间的隔离,社工却也有效实现了微信互动的心理疏导。

  (二)微信互动的抱团取暖型的心理疏导

  微信用户最初加入的好友多是熟人,因此微信圈一度也成为“熟人圈”。不言而喻,微信好友中大部分是我们熟悉或比较熟悉的人,也基于此建立了一系列的微信群。在抗疫期间,这些微信群发挥了很大的抱团取暖的作用,成员们从中获得安慰,缓解不适的心理状态。

  第一,利用原有的“强关系”好友和微信群化解心理反应。在这类微信互动过程中,“强关系”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心理疏导的作用。虽然此时由于疫情相当多的亲朋好友们没有办法春节聚会或家庭聚餐,甚至不能探望,通过微信互动保持联络,有亲友间的互相打气、互相支持和互相交流美食经验相关的联络内容。通过微信互动随时互相了解,排解居家的烦恼、对疫情发展的不安等,可以隔空保持紧密的联络。

  第二,已有其他紧密关系的微信群和微信好友的隔空支持。众所周知,微信已经成为中国人与人日常生活和工作沟通与交流的主要平台。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好友和微信群,这部分相关的联系中的一部分好友还是与“我”能保持一定的联络,其中互相安慰也是很重要的联络内容,尤其关注的是业主群和工作群。在这两类群里成员关系很明确同时又都有在实际环境中的领导,因此这类群是关涉邻里生活空间和职业空间,这两个空间也是每个人重要的社会空间类别、居家控疫的空间转换。在这个群里,业主委员会和工作单位的领导在微信群里可以对成员进行疏导,通过开展一些线上活动的方式缓解成员的紧张心理。比如,有的业主群号召大家晒美食、晒才艺、晒运动等,在群里掀起对有质量居家生活的追求。有的单位工作群运用群互动的方式发起交流,了解员工居家困难,对未来工作的困惑和对疫情的担忧等,以单位组织为后盾给予及时的帮助,使得员工放下心理包袱和困惑,实现员工心理健康疏导。王俊秀研究员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要想将社会公众从处于应急危机下的忧虑和恐惧状态中脱离出来,就必须用信息、信任、信心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15]。

  三、微信互动在疫情防控中的信息导向作用

  关于微信互动进行信息传播的研究比较多,但多数学者认为,微信是一个多层级、多场域传播的融合媒介 ,其社交功能以及信息的大众传播功能是在微信的不同场域实现的。其中,微信公众号和一些微信群的信息导向作用值得关注。

  (一)微信公众号的信息导向作用

  第一,公众号的一部分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拥有大量的受众。微信公众号作为微信平台的重要空间,在功能设计上起到了“订阅杂志”的作用。在中国全民抗疫期间,“人民网”“新华网”“共青团中央”等官媒公众号几乎推出的每一篇文章的阅读都在10万+,很多人还在文章下面留言,形成了公众号空间里的“微信有限互动”。在这些官媒大量的推文中,读者了解到疫情发展的情况、其他媒体曝出的特殊事件的官方回应、应急预案的处理方式、对一些感人事件的报道等大量抗疫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的阅读量大多已经达到10万+,也能在读者评论中看到读者的态度。尽管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是有限互动模式,但是就“阅读”而言在网络环境中也是一种“异步”互动方式。况且,这些公众号推文带有很强的时效性,又关系到国家层面的一些抗疫的决策,因此有大量粉丝在微信平台上“转发”,形成了主流媒体推文的广泛传播。

  值得关注的是,公众号增加了“服务号”的功能,客观上显示出官媒对个体的关注。新华网的公众号专门开辟的一个栏目:“新冠肺炎”,其中包含“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可以为用户提供感染新冠肺炎可能性的测评等服务功能;还有“中医体质测评”也是自我测评体质特征之后,给出“宅家”的锻炼方案,更科学更健康。虽然不是权威医疗机构推出的,但是受到粉丝们的追捧,留言也都表示:“实用,转发”“便民使用,赞”“非常实用,转发扩散让更多人知道”。总体来说,微信平台在公众号空间中的互动虽然有限于功能的设计,但是官媒最大程度地挖掘了公众号的作用,使其在抗疫的宣传方面满足了读者和粉丝们的需要,起到了主流信息引导作用。官媒的公众号在抗疫期间的推文能够满足读者需要,让读者了解国家对抗疫的举措,对全民抗疫更有信心。这些公众号还增加了服务功能,满足了读者了解自身健康情况的需要,也受到粉丝们的赞赏。

  第二,微信公众号的阅读是以个人爱好为出发点的“加关注”模式,读者只订阅自己喜欢的公众号,形成“认同式阅读”。有的读者读到觉得好的文章还会将公众号文章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推送给更多的读者。读者会主动搜索关注的公众号,也会在看到好友转发的文章后因为认同而扫码关注。所以,在这个时期对公众号的推文内容的关注尤为重要,内容中既带有相关的信息又有包含情感的流露。公众号文章的内容会引导读者了解疫情,了解抗疫过程,了解相关的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点点滴滴。因此,我们看到其中不符合事实的文章内容被删除,以免误导微信受众。

  总而言之,无论是微信公众号中的同步互动还是异步互动,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又有令人惊异的表现。只是就微信信息摄取的范围和内容不同,会产生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别而已。当然,微信个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或差序格局,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比如,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阶层的微信个体间的互动品质及特色,就有很大差异。关于疫情演进过程中网络化的信息偏好与传递规律,以及复杂的信息社会生态问题,刘少杰教授较早作了深度剖析[16]。

  (二)微信群的信息导向作用

  在微信群里,互动的成员相对稳定,互动信息也是直接与抗疫相关,并且都会归结到居住空间的抗疫问题上。本文选取了某高校社区居民组成的微信互动群(以下使用WXHD代替)。在2020年初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微信群(截至观察时点群成员472人,均为小区业主、租户和物业工作人员)的互动内容,笔者选取了从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12日该WXHD居民从获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到湖北的第一个隔离期结束业主的互动作为案例研究。经过整理,主要保留了与疫情相关的互动共2043条、51703字,其中去掉了“日常生活问题的互动”和“春节祝福”等内容。选取的互动文本以文字为主,还包括少量图片、短视频和链接。

  运用Nvivo12 软件对选取的群互动的内容进行自动编码,得到453个编码共4005个参考点,而后阅读整理参考点,参考软件的聚类分析结果,对互动文本进行整理和分析,将自动编码结果进行合并获得如下9个类属编码。

  通过对互动内容的编码分析发现:

  第一,微信群的疫情互动信息最终都集中到本社区的防疫工作上。由互动编码内容可见,互动参与者对于疫情、管理、小区、人员、病毒、患者等关键点都有互动,而且来源都是转发官媒、官方网站或图片上的真实信息,对于真实信息的互动内容点很多。经过二次编码归类出9个大类,群内业主对社区管理、疫情和防疫工作三部分信息最为关注。在类属编码后,这三个编码包含的参考点就有393个,占总参考点数量的65.9%。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总体包含:社区管理的内容大多是以本社区的管控情况和其他社区的管控情况。疫情内容包含的是冠状病毒的扩散及后果,即全国的疫情、湖北和武汉的疫情以及哈尔滨的疫情,甚至还有过对“钻石公主”号疫情的讨论。防疫工作的内容集中在不同时期的疫情防控方案,还讨论了消毒、酒精使用、安全等话题。

  第二,微信群互动信息归集到互动者生活空间的防疫。通过对其中社区管理和防疫问题的关注点很高的文本研究发现:对于这样的邻里关系微信群的讨论,成员们不断引用各地区的做法,转发疫情的发展情况,信息量非常大,但最后的落脚点都在本社区的管控上。其中还有一位意见领袖M先生(化名),总是能将话题转移到本社区的管控,包括人员安排、出入控制、酒精发放等高度关心的话题。

  第三,微信群互动的日常规律被突发事件打破,本群互动内容主题高度集中于“新冠病毒疫情”上,日常互动规律和内容都是次要的互动话题。虽然选取的群互动这个时间段包含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但是微信群中常见的庆祝春节的互动非常少,仅仅有13条互动信息。还有就是一个突发事件和一些需要日常生活支持的问题,比如网络问题、交煤气费和电费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由于疫情所导致的,出现了疫情时期的特殊情况。这两个互动内容和日常生活问题被去掉的主要原因是,其总共不到5000字节,其中包括视频和照片,都是很短暂的互动。微信群互动的信息内容更多集中在成员们的居住空间,因为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期正是要求大家居家隔离,所以微信群的成员在互动时更关注的是社区和居家空间的防控措施。

  由此可见,在微信互动对信息引导作用研究中可以发现,微信互动的方式可以有多重选择,对于公众号“异步”互动的信息性质和引导作用是从宏观层面明确信息的可靠性,引导互动成员对真实信息信赖和传播。从中观层面看微信群,成员互动更关注群体居家空间的安全性,即使有对全国各地抗议信息的转发,也是引发群成员讨论怎样能更好地在社区内对新冠疫情进行防控,着眼点是居住空间的安全。

  四、微信互动在疫情防控中的情感治理作用

  从公共社会学的角度看,微信互动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不仅具有心理疏导和信息引导作用,而且还具有基层治理意义上的网络情感治理作用。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具有连带性的逻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本真的疫情社会心态。微信互动既是一个线上线下的时间延续过程,又是一个自组织性网络社群空间的承载方式。微信互动在疫情防控中的情感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微信社群空间所进行的网络基层治理上。

  (一)疫情下微信互动空间中产生的情感失衡现象及问题

  首先,微信互动作为一种当下流行的网络互动形式,已经成为大众使用最频繁的社交生活方式之一。它为个体情感、群体情感和社会心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在新冠疫情期间,微信互动过程中显现出种种不良情绪和情感反应,从而造成不良舆情或消极疫情社会心态。这些不健康的疫情生活状态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因此,微信互动在促进疫情心理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同时,也会给微信社群生活带来情绪感染方面的负面作用。所以,只有加强微信互动空间的情感治理,才能发挥网络情感的正向功能,进而建立起绿色的微社会生活的舆论环境[17]。

  其次,疫情下微信互动空间产生的情感失衡现象是具有层级性和复杂性的,对其进行社会问题建构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说来,微信互动空间可以视为一种霍曼斯似的“人类小群体”[18],但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往往会演化为具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越来越为人们所公认的网络生活事实。微信互动中生发的“问题”情绪或情感,通常是一种难以抑制的个体宣泄和“非理性行为”。微信互动作为一种自媒体的个体交流形式,有时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激发下将“个人理性转换为集体无意识,怨恨或者戏谑这样的集体情感得以生成、扩散和放大在传播形态上,怨恨情绪成为一种网络狂欢或者网络语言暴力”[19]。也就是说,人在疫情中每每会因信息不对称或夸大其辞,致使微信圈里的互动文本出现过多压抑、恐惧甚至不无恶意的内容,从而关涉和影响人们的积极心理状态。微生活经验表明,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信息获取渠道和知识储备的大相径庭,会使得一些人产生情绪冲动和彼此攻击(比如一言不合愤而退群)等举动。

  简言之,微信互动的主体及主体间价值的差异,势必会造成某些微友一定程度的“价值幻想和自我迷失”,对此必须借助情感治理的方式加以调适。这对处于疫情微信环境中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唯有及时地加以调适,才能更好地减少和消除误解或暴戾问题。

  (二)作为一种疫情下基层治理的微信互动空间的情感治理

  首先,构建疫情下基层治理新格局必须处理好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疫情涌现出的主体间的或主客体间的复杂性社会矛盾关系及危机舆情关系的背后,往往隐含着诸多“价值观间的价值自觉”[20]。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涉及结成积极抗疫情感基层治理行动的关系的价值观,是可以体现在社会制度优势和结构协调异质性价值关系的“善治”理想向度上的。在此,价值观也会存在着社会或社群主体情感交流形式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将个人对自身生活、目标和理想的基本信念及追求的生活方式问题视为一种自觉意识的话,那么,他们在疫情到来之时,就会程度不同地受到来自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时空统合维度的、特定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管控、规制和影响。以是否戴口罩为例,这样一个对中国人而言极其普通的疫情防控方式,在不同国家的医学文化环境下,竟然会衍生出截然相反的社会行动后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是什么社会身份或角色,一般都会遵从这种既定的、对己对人都好的生活规则和基层治理行动。另外,大家还会自觉遵守必要的“社交距离”,以便以最简单的方式去隔离病毒。上述在认同感上取得的集体意识或行为一致性,也是我们过去和将来进行任何疫情空间基层治理,并取得成效的社会情感心理基础。

  其次,寻求疫情下科学有效的微信互动空间情感治理的二元路径。这里所谓的微信空间的情感治理的二元路径,就是指个体的和社会的(包括社群的)两种维度的网络基层治理。无论是从个体的社会理论,还是福柯的“关心自己”和“保卫社会”[21]的思想看,都是符合微信以个体互动进而影响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因为在对微信进行网络情感的基层治理时,都免不了这两条线索。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任何理想的幸福状态都离不开自爱和自尊所产生出的社会依存感和个体自主性的二者统一[22],这既是微信中的人性使然,也是整体社会逻辑使然。从医疗空间社会学的观点看,还存在一个从个体医学空间到社会空间的问题[23] ,在疫情期间和疫后时代的情感治理中,都包含着针对个体治疗的社会秩序性和社会控制及治理问题。美国著名学者戴蒙德在其《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提出了应对个人危机的12种影响因素,即直面危机的现实、愿意承担责任、划清界限和明确问题、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自我力量、诚实的自我评估、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耐心、灵活的个性、个人核心价值观和不受约束[24]。这些因素中的第四条,“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显然可以为我们在疫情下进行微信空间情感治理提供一个佐证。

  再次,将微信互动空间的基层情感治理纳入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现代公共空间治理的经验表明,当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事件时,人们承担的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甚至人类共同体的世界责任必须是一致的,否则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治理思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微信互动空间到国家舆情空间(如推特空间)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在理性和现实性之间的情绪化裂痕。因此,有必要引导包括微信网民在内的所有在线人群遵守社会理性和正义的立场,将自己的微信互动行为合理地融入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唯其如此,才能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制造出一种真正内在的同一性”[25]。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对微信互动空间进行网络基层情感治理的最大社会效果。

  最后,从“广义生活方式”的概念出发[26],我们不妨将微生活互动及其基层治理视为一个重新审视当代社会治理本质的“新意识形态”视野,进而可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怎样渐次达到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维度或高度的[27] 。

  综上所述,我们对微信互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心理疏导、信息引导和网络情感治理等三种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进行了经验描述和学理分析。应该需要说明的是,微信互动空间发生的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还远不止这些。随着中国抗疫实践和不同阶段任务的转变,微信的时间治理和空间治理的作用还会被发掘出来;尤其是作为一种网络基层治理的微信社群治理,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越来越重要。不仅如此,还会促使我们逐渐克服和摆脱各种因微生活的无序化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启示我们将微信互动在公共危机中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得更好更充分。

  注释: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8月30日通过,2007年11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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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邵力 唐魁玉 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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